宋朝人如果在市區「飆車」，該當何罪？
不獨現在的「官二代」、「富二代」喜歡飆車於鬧市，古時的公子哥兒也有這種壞習慣——不過那時候飆的當然不是法拉利、蘭博基尼跑車，而是四條腿的寶馬。試想一下，眾目睽睽之下，你策馬奔騰，絕塵而過，多麼拉風！
但是，縱馬鬧市，拉風是拉風，對公眾安全卻構成嚴重威脅。清院本《清明上河圖》就畫了一個快馬撞人的場景：在河邊的一條道路上，有兩個人縱馬馳騁，一名挑擔的農民（也可能是小商販）被撞翻在地，擔子傾倒在路邊，但騎馬的兩人並無停下來的意思，繼續疾馳而去。這場「馬禍」發生在行人稀疏的郊外，要是在熱鬧的街市上「飆馬」，就不知要撞翻多少人了。
清院本《清明上河圖》中的快馬撞倒人場景
宋朝的交通肇事如何處罰？
清院本《清明上河圖》雖出自清代宮廷畫師手筆，卻假託宋朝背景，宣稱畫的是宋朝市井風情。那麼在宋朝，馳馬傷人的行為會受到什麼處罰呢？
針對交通肇事行為，宋朝政府已有專門的立法，叫做「走車馬傷殺人」罪。《宋刑統》規定，「諸於城內街巷及人眾中，無故走車馬者，笞五十；以故殺傷人者，減鬥殺傷一等；殺傷畜產者，償所減價。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，不坐；以故殺傷人者，以過失論；其因驚駭不可禁止而殺傷人者，減過失二等。」
又議曰：「公私要速者，'公'謂公事要速，及乘郵驛並奉敕使之輩；'私'謂吉凶疾病之類，須求醫藥並急追人而走車馬者，不坐；雖有公私要急而走車馬，因有殺傷人者，並依過失收贖之法；其因驚駭力不能製而殺傷人者，減過失二等，聽贖其銅，各入被傷殺家。」
宋政府的這一法條，需要解釋一下。
唐宋時期行文中的「走」，不是「行走」之意，而是指「疾跑」。「走車馬」即是策馬疾馳或駕車疾行。
「無故」，指沒有公私緊急事務，「公務」指急遞公文、傳送敕令、消防官兵救火等公共事務，需快馬加鞭，不容逗留；「私務」指報喪、送病人治病、緊急追人等私人急事，也不可耽誤。
「人眾」，按唐宋法律的解釋，「眾謂三人以上」，有三個人以上即可稱「眾」。
也就是說，宋朝政府對市區交通實行「限速」制度，除非有公私緊急事情，任何人不得在城市街巷以及有三名行人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馬、駕車，否則，不管有沒有撞傷行人，均視同「危險駕駛」，給予「笞五十」（屁股打五十小板）的刑罰。就如今天超速駕駛，不管是否造成事故，都要對駕駛員扣分。
宋代的儀制令。儀制令是宋政府立於各州縣通衢要道的石碑，相當於現在的交通規則。
如果因為「飆馬」、「飆車」而撞傷路人呢？則比照「故意傷害罪」，「減一等」進行處罰。宋代刑法將故意傷害罪稱為「鬥殺傷」罪，根據傷勢輕重給予不同量刑——以「見血為傷」，輕傷「杖八十」，導致耳鼻出血或吐血的，加二等；打掉人牙齒、毀壞人耳鼻、損傷人眼睛、折斷人手指腳趾、打破人腦袋，燙傷人肌膚，為重傷，「徒一年」；打掉人兩顆牙齒、折斷人兩隻手指以上，及揪掉人頭髮，「徒一年半」；「毆人十指並折，不堪執物」，致人終身殘疾，為嚴重傷害，「流三千里」；因鬥毆致人死亡，處絞刑；使用凶器故意殺人，處斬刑。
宋朝法律對「無故走車馬傷殺人」的處罰，將比照「鬥殺傷」量刑，不過會相應地「減一等」，比如「鬥殺傷」致人終身殘疾，依法應「流三千里」 ，而「無故走車馬」致人終身殘疾，則「流二千五百里」。
如果有公私緊急事務要辦，法律允許辦事人不受「限速」制度的限制，可以在街巷快馬加鞭。但是，如果因此致人受傷或死亡，則以「過失傷害罪」論處。宋朝法律對「過失傷害罪」的處罰較對「故意傷害罪」為輕，而且允許贖刑。贖金支付給被車馬撞傷亡的人家，相當於支付經濟賠償後達成刑事和解。
如果有公私急事而在街巷「走車馬」，由於馬匹受驚、不可控製而致人傷亡，則按過失傷害罪「減二等」論處，也允許贖刑，贖金會少一些，但同樣作為經濟賠償金支付給受害者家庭。
如果「走車馬」並沒有傷人，只是造成他人財產損失，則必須向受害者支付賠償，賠償標準按「減價」即財物因受損壞而發生價值減損的那部分計算，如果致使他人財物滅失則按市價全部賠償。
可以看出，宋朝政府針對交通肇事行為的立法，是相當周密的。不過執行情況如何，還需要再加考察。那時候有條件養寶馬、備豪車的，想來都不是尋常家庭，非富即貴；而敢於在鬧市「無故走車馬者」，恐怕也要以飛揚跋扈的「官二代」、「富二代」居多。這些人有錢有勢，撞傷了他人，法官對他們能夠秉公執法嗎？這還真是一個問題。
朱熹嚴懲縱馬傷人的「官二代」
我不敢說宋朝的衙內之流「走車馬傷殺人」不可能受到有司偏袒，不過，許多事例表明，宋朝衙內如果觸犯了法律，他們的爹也未必罩得住。宋人主張「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」，用司馬光的話來說：「有罪則刑之，雖貴為公卿，親若兄弟，近在耳目之前，皆不可寬假。」
北宋時，「長安多仕族子弟，恃萌縱橫」，少不得要幹些鬧市「飆馬」、「飆車」的勾當，其中有個李姓衙內尤其橫暴，其父乃是知永興軍（長安市長）陳堯諮的舊交。但陳堯諮赴永興軍上任之後，立即便嚴懲了這幫「官二代」，包括他舊交的兒子李衙內。南宋時，監察御史黃用和的族人「縱惡馬踏人」，黃用和也是嚴懲族人，並「斬其馬足以謝所傷」，將踏傷人的那匹馬殺掉，以彌補受害者受到的傷害。
在張擇端版本《清明上河圖》中，鬧市上的車馬都只能緩緩而行，不可縱馬馳騁。
我再來說個故事。宋孝宗淳熙年間，朱熹知南康軍，當地有個衙內，「躍馬於市」，踏傷一小兒，傷勢嚴重，「將死」。朱熹立即命令吏人將肇事者送入監獄，等候審判。次日一大早，朱熹便交待具體負責審理這起肇事案的「知錄事參軍」（法官）：「栲治如法。」按照法律，無故於鬧市內「走車馬」者，先打五十板子再說。
到了晚上，知錄事參軍過來報，「早上所喻，已栲治如法。」朱熹心裡不大相信，親自到監獄中查驗，卻見那肇事者「冠屨儼然」，哪裡像是被「栲治」過的樣子？原來肇事者已買通吏人，「栲治」只是虛應故事而已。朱熹大怒，立即將吏人與肇事者一同提審。第二天，吏人被「杖脊」，並開除公職。
這時候，有一名相識的朋友登門拜訪，對朱熹說：「此是人家子弟，何苦辱之？」意思是說，那縱馬傷人的肇事者，是個「官二代」，你老人家何不高抬貴手，放他一馬？
但朱熹不買賬，說道：「人命所繫，豈可寬弛！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，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。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，保佑善良，抑挫豪橫，乃其職也。縱而不問，其可得耶！」
後來那名肇事的「官二代」受到什麼處罰，朱熹沒有細說，只說「遂痛責之」。若依宋朝立法，他受到的刑罰，將視那名被馬踏到的小兒的傷勢而定，但那名小兒最後是不是不治身亡，朱熹也沒有交待清楚。因為記錄這件事的是朱熹的個人談話錄，而不是司法檔案，所以許多細節都語焉不詳。假如那名小兒傷重不治，肇事者將按「鬥毆致人死亡」之罪減一等處罰，即判處流刑——流三千里。宋朝在執行刑罰（死刑除外）時又實行「折杖法」，流三千里可折成杖刑——脊杖二十，再配役一年。
儘管故事的細節已不可考，不過，當我們討論「官二代」或「富二代」的飆車現象時，朱熹的這段話無疑是值得記住的：「人命所繫，豈可寬弛！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，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。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，保佑善良，抑挫豪橫，乃其職也。縱而不問，其可得耶！」
但是，縱馬鬧市，拉風是拉風，對公眾安全卻構成嚴重威脅。清院本《清明上河圖》就畫了一個快馬撞人的場景：在河邊的一條道路上，有兩個人縱馬馳騁，一名挑擔的農民（也可能是小商販）被撞翻在地，擔子傾倒在路邊，但騎馬的兩人並無停下來的意思，繼續疾馳而去。這場「馬禍」發生在行人稀疏的郊外，要是在熱鬧的街市上「飆馬」，就不知要撞翻多少人了。
清院本《清明上河圖》中的快馬撞倒人場景
宋朝的交通肇事如何處罰？
清院本《清明上河圖》雖出自清代宮廷畫師手筆，卻假託宋朝背景，宣稱畫的是宋朝市井風情。那麼在宋朝，馳馬傷人的行為會受到什麼處罰呢？
針對交通肇事行為，宋朝政府已有專門的立法，叫做「走車馬傷殺人」罪。《宋刑統》規定，「諸於城內街巷及人眾中，無故走車馬者，笞五十；以故殺傷人者，減鬥殺傷一等；殺傷畜產者，償所減價。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，不坐；以故殺傷人者，以過失論；其因驚駭不可禁止而殺傷人者，減過失二等。」
又議曰：「公私要速者，'公'謂公事要速，及乘郵驛並奉敕使之輩；'私'謂吉凶疾病之類，須求醫藥並急追人而走車馬者，不坐；雖有公私要急而走車馬，因有殺傷人者，並依過失收贖之法；其因驚駭力不能製而殺傷人者，減過失二等，聽贖其銅，各入被傷殺家。」
宋政府的這一法條，需要解釋一下。
唐宋時期行文中的「走」，不是「行走」之意，而是指「疾跑」。「走車馬」即是策馬疾馳或駕車疾行。
「無故」，指沒有公私緊急事務，「公務」指急遞公文、傳送敕令、消防官兵救火等公共事務，需快馬加鞭，不容逗留；「私務」指報喪、送病人治病、緊急追人等私人急事，也不可耽誤。
「人眾」，按唐宋法律的解釋，「眾謂三人以上」，有三個人以上即可稱「眾」。
也就是說，宋朝政府對市區交通實行「限速」制度，除非有公私緊急事情，任何人不得在城市街巷以及有三名行人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馬、駕車，否則，不管有沒有撞傷行人，均視同「危險駕駛」，給予「笞五十」（屁股打五十小板）的刑罰。就如今天超速駕駛，不管是否造成事故，都要對駕駛員扣分。
宋代的儀制令。儀制令是宋政府立於各州縣通衢要道的石碑，相當於現在的交通規則。
如果因為「飆馬」、「飆車」而撞傷路人呢？則比照「故意傷害罪」，「減一等」進行處罰。宋代刑法將故意傷害罪稱為「鬥殺傷」罪，根據傷勢輕重給予不同量刑——以「見血為傷」，輕傷「杖八十」，導致耳鼻出血或吐血的，加二等；打掉人牙齒、毀壞人耳鼻、損傷人眼睛、折斷人手指腳趾、打破人腦袋，燙傷人肌膚，為重傷，「徒一年」；打掉人兩顆牙齒、折斷人兩隻手指以上，及揪掉人頭髮，「徒一年半」；「毆人十指並折，不堪執物」，致人終身殘疾，為嚴重傷害，「流三千里」；因鬥毆致人死亡，處絞刑；使用凶器故意殺人，處斬刑。
宋朝法律對「無故走車馬傷殺人」的處罰，將比照「鬥殺傷」量刑，不過會相應地「減一等」，比如「鬥殺傷」致人終身殘疾，依法應「流三千里」 ，而「無故走車馬」致人終身殘疾，則「流二千五百里」。
如果有公私緊急事務要辦，法律允許辦事人不受「限速」制度的限制，可以在街巷快馬加鞭。但是，如果因此致人受傷或死亡，則以「過失傷害罪」論處。宋朝法律對「過失傷害罪」的處罰較對「故意傷害罪」為輕，而且允許贖刑。贖金支付給被車馬撞傷亡的人家，相當於支付經濟賠償後達成刑事和解。
如果有公私急事而在街巷「走車馬」，由於馬匹受驚、不可控製而致人傷亡，則按過失傷害罪「減二等」論處，也允許贖刑，贖金會少一些，但同樣作為經濟賠償金支付給受害者家庭。
如果「走車馬」並沒有傷人，只是造成他人財產損失，則必須向受害者支付賠償，賠償標準按「減價」即財物因受損壞而發生價值減損的那部分計算，如果致使他人財物滅失則按市價全部賠償。
可以看出，宋朝政府針對交通肇事行為的立法，是相當周密的。不過執行情況如何，還需要再加考察。那時候有條件養寶馬、備豪車的，想來都不是尋常家庭，非富即貴；而敢於在鬧市「無故走車馬者」，恐怕也要以飛揚跋扈的「官二代」、「富二代」居多。這些人有錢有勢，撞傷了他人，法官對他們能夠秉公執法嗎？這還真是一個問題。
朱熹嚴懲縱馬傷人的「官二代」
我不敢說宋朝的衙內之流「走車馬傷殺人」不可能受到有司偏袒，不過，許多事例表明，宋朝衙內如果觸犯了法律，他們的爹也未必罩得住。宋人主張「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」，用司馬光的話來說：「有罪則刑之，雖貴為公卿，親若兄弟，近在耳目之前，皆不可寬假。」
北宋時，「長安多仕族子弟，恃萌縱橫」，少不得要幹些鬧市「飆馬」、「飆車」的勾當，其中有個李姓衙內尤其橫暴，其父乃是知永興軍（長安市長）陳堯諮的舊交。但陳堯諮赴永興軍上任之後，立即便嚴懲了這幫「官二代」，包括他舊交的兒子李衙內。南宋時，監察御史黃用和的族人「縱惡馬踏人」，黃用和也是嚴懲族人，並「斬其馬足以謝所傷」，將踏傷人的那匹馬殺掉，以彌補受害者受到的傷害。
在張擇端版本《清明上河圖》中，鬧市上的車馬都只能緩緩而行，不可縱馬馳騁。
我再來說個故事。宋孝宗淳熙年間，朱熹知南康軍，當地有個衙內，「躍馬於市」，踏傷一小兒，傷勢嚴重，「將死」。朱熹立即命令吏人將肇事者送入監獄，等候審判。次日一大早，朱熹便交待具體負責審理這起肇事案的「知錄事參軍」（法官）：「栲治如法。」按照法律，無故於鬧市內「走車馬」者，先打五十板子再說。
到了晚上，知錄事參軍過來報，「早上所喻，已栲治如法。」朱熹心裡不大相信，親自到監獄中查驗，卻見那肇事者「冠屨儼然」，哪裡像是被「栲治」過的樣子？原來肇事者已買通吏人，「栲治」只是虛應故事而已。朱熹大怒，立即將吏人與肇事者一同提審。第二天，吏人被「杖脊」，並開除公職。
這時候，有一名相識的朋友登門拜訪，對朱熹說：「此是人家子弟，何苦辱之？」意思是說，那縱馬傷人的肇事者，是個「官二代」，你老人家何不高抬貴手，放他一馬？
但朱熹不買賬，說道：「人命所繫，豈可寬弛！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，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。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，保佑善良，抑挫豪橫，乃其職也。縱而不問，其可得耶！」
後來那名肇事的「官二代」受到什麼處罰，朱熹沒有細說，只說「遂痛責之」。若依宋朝立法，他受到的刑罰，將視那名被馬踏到的小兒的傷勢而定，但那名小兒最後是不是不治身亡，朱熹也沒有交待清楚。因為記錄這件事的是朱熹的個人談話錄，而不是司法檔案，所以許多細節都語焉不詳。假如那名小兒傷重不治，肇事者將按「鬥毆致人死亡」之罪減一等處罰，即判處流刑——流三千里。宋朝在執行刑罰（死刑除外）時又實行「折杖法」，流三千里可折成杖刑——脊杖二十，再配役一年。
儘管故事的細節已不可考，不過，當我們討論「官二代」或「富二代」的飆車現象時，朱熹的這段話無疑是值得記住的：「人命所繫，豈可寬弛！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，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。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，保佑善良，抑挫豪橫，乃其職也。縱而不問，其可得耶！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