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高樂將軍的身後事

夏爾·戴高樂將軍(1890~1970)


夏爾·戴高樂將軍出生在法國里爾市一個世代篤信天主教的教師家庭。





1909.8.戴高樂入伍，先後畢業於聖西爾軍事學校和巴黎高等軍事學院。他作為一名上尉連長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。


二戰爆發時，戴高樂任坦克團上校團長。1940年德國閃電攻擊西歐，他任坦克師師長，指揮部隊在阿爾薩斯和索姆河地區作戰，屢建戰功。當年5月晉升為準將，6月任雷諾內閣國防和陸軍部副部長。


1940年巴黎淪陷，維希政府向德國投降，戴高樂流亡倫敦，向法國民眾發表廣播演說，號召法國人民繼續抵抗，並組建“自由法國”武裝力量。


1943～1944，他領導“自由法國”武裝力量轉戰近東、非洲、巴爾幹，參加諾曼地登陸和解放法國本土的戰鬥，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。


1944年8月26日，戴高樂將軍（右）在巴黎凱旋門前與抵抗組織領導人交談




巴黎解放後，戴高樂回到巴黎



1945.11 當選為戰後臨時政府總理。
1959當選為法國總統。
1965再次當選為總統。


1959年1月8日戴高樂將軍就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首任總統。


戴高樂將軍說服美國總統尼克森與中國關係解凍

在總統任期的10年中，他努力恢復法國在戰爭中失去的大國地位。
對內發展經濟，重整軍備，建立和發展獨立的核打擊力量。
對外奉行獨立自主外交，主張東西方“緩 和與合作”，同中國建交，退出北大西洋軍事一體化機構。


兩位大人物戴高樂與甘迺迪的會面引來無數關注的目光。右一為戴高樂夫人，右二為甘迺迪夫人。




辭去總統職務後，他回到人口僅400人的家鄉科龍貝教堂村。


覆蓋著法國國旗的靈柩被村民送至科龍貝教堂墓地
1970年11月9日，因心臟病突發去世。


戴高樂去世，12日安葬那天，大約4萬名法國人來到科龍貝向戴高爾表示最後的敬意。


位於科隆貝的國家雙十字架紀念碑，雙十字架是法國抵抗組織的標誌。

政府對退休總統提供的費用，他分文不取，給他的宅邸，他拒絕接受，退居在科隆貝教堂村，直到1970年去世。
他靠稿費度日，為紀念早夭的女兒，把自己大部分錢款捐作兒童保健基金。


將軍逝世後，戴高樂夫人住進天主教基金會辦的養老院，不要政府津貼，不要兒女供養，不與外界往來，直至去世。


遺囑早在1952年就寫好並密封，要求在他去世後啟封。遺囑中寫道：
“我希望在科龍貝教堂舉行我的葬禮。如果我死於別處，我的遺體務必運回家鄉，不必舉行任何公祭。


戴高樂的女兒安娜自小殘疾，戴高樂對她傾注了無限憐愛和溫情，直到她死去。

我的墳墓必須是我女兒安娜安葬的地方，日後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裡，墓碑上只寫：夏爾-戴高樂(1890-？)。



葬禮由我兒子女兒和兒媳在我私人助手們的幫助下安排，儀式必須極其簡單。我不希望舉行國葬，不要總統、部長、議會代表團和公共團體代表參加。只有武裝部隊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參加，但人數不必很多。不要樂隊吹奏，也不要軍號。



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發表演講，國會不要致悼詞，舉行葬禮時，除我的家庭成員、我的解放功勳團戰友和科龍貝市議會成員外，不要留別的位子。



法國的男女同胞如果願意的話，可以陪送我的遺體到達最後安息之地，以給我的身後遺名增光，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遺體送到墓地。



「我聲明，我事先拒絕接受給予我的任何稱號、晉升、榮譽、表彰和勳章，不論是法國的還是外國的。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項，將違背我的最後願望。」





遵照將軍遺願，葬禮非常儉樸，不吹號，不奏哀樂，教堂舉行彌撒時，沒有講話。棺木由一輛戰車運到教堂前，然後由科隆貝教堂村青年抬往墓穴。棺木價格350法郎(當時約合63美元)。



戴高樂將軍的墓，高出地面不到半尺。墓呈長方形，中間有一道淺淺的分線，分線左側寫著：「安妮·戴高樂，1928—1948」(即將軍的長女)。右側寫著「夏爾·戴高樂，1890—1970」。



 戴高樂將軍有一句名言「每當歷史最惡劣的時候，我的義務就是把法國的責任擔當起來。」他的一生，履行了自己的諾言。

他是一個不戀權、能上能下、嚴格按照國家憲法辦事的人；是一個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。



萬物之中，有生就有死，生命火花一旦熄滅，其肉體就變為軀殼，無人例外。然而，對於軀殼處理的種種方式，卻能令人聯想到軀殼以外的許多東西，並洞見種種精神和意義。



戴高樂將軍來得光明，去得清白，豐功偉績，皎皎晚節，生不特權，死不特殊。這不僅是法蘭西的自豪，也是人類的驕傲。他儉樸的薄葬，是人類進步和文明的真實寫照。（完）